党的百年历程中的前两个“历史决议”（上）

编者按：11月8日至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回望党的百年历程，曾有过两个“历史决议”，对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将于11月15日出版的本期《环球人物》杂志，详细记述了两个“历史决议”产生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及重要意义等，现分上下篇推出，敬请关注。

1941年5月，《解放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中央秘书处的一则征求文献启事：本处急需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当以解放社（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的出版机构）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

五本书的奉酬，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奖励，征集者之所以心情急切，是因为要编一部重要的书——《六大以来》。而编这本书的人，正是毛泽东。

“编辑历史文集、总结历史经验，不仅仅是为了回顾过去，更是为了指引未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主任王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也正是4年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之要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从酝酿到形成耗时近4年，毛泽东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多次讨论，最终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总结。

王涛说，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的过程，是不断向着更深刻认识推进的。“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党不断进行阶段性的总结。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军事上和组织上解决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左’倾错误，但由于长征途中环境险恶，时间不充分，还来不及剖析‘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理论根源。到了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但怎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怎么在党内统一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成果形成正确的决议？这是1944年至1945年的六届七中全会的重要任务。”

“真正懂得独立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召开于1931年初的六届四中全会，导致“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时年27岁的王明凭借共产国际的帮助，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实际领导者。他从苏联学成回国不久，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只会教条引用马列经典，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实际，主张夺取中心城市。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受到错误指责，当时党内甚至有一种说法，叫“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这年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样“左”倾的博古逐渐成为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而在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依然罔顾实际，导致几万红军将士血染湘江。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召开。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在过湘江时被敌机炸毁了，中国共产党得以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历史性决断，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他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曾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军事路线的转变，让红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李珍告诉记者：“第一个‘历史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一杰出思想的指导地位，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起点，就在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不过，“军事路线上犯了错误，战争结果可以直接体现；但要认识到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则艰难得多。”王涛指出了从遵义会议到第一个“历史决议”的10年间“左”倾错误反复困扰党内的难点所在，“1935年到1937年，瓦窑堡会议、苏区代表会议、白区代表会议陆续召开，试图初步总结‘左’倾教条主义问题。但这种总结牵涉对以往工作、方针和路线的认识，极为复杂，引起的反应相当激烈，党内还无法从全局和路线的高度认识‘左’倾错误。”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王明在1937年11月的再次出现，某种程度上打断了这种尝试。但这一次，他不再是“左”的代表，而是带着右倾思想。

此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洛川会议已经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强调，要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相对的独立自主，在战略上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两党关系上也要保持组织的、政治的独立。这一观点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

可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其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认为，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同时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王明就被视作这样的“新生力量”。他一回国，就在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着重否定洛川会议成果，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毛泽东后来说，自己在“十二月会议”上是“孤立的”。

会后不久，王明到武汉领导中共长江局。他在会见外国记者时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力能胜任领导全国抗战。”这在本质上是公然的右倾投降错误。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了解“十二月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实际情况的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代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详细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了较多了解，在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决议文件中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路线。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与他谈话：“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带着这样的口信和决议，王稼祥回到延安。1938年9月至11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举行。王稼祥在全会上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李维汉回忆说：“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后来说，“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他还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开展马列主义学习竞赛。“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王涛看来：“这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阶段性的经验总结，而是在为全党开展前所未有的思想教育做准备了。”

“党书一出”“恍然大悟”

之所以要开展思想教育，是因为党内仍没有从根源上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六届六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王明当时的右倾错误，但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左”倾错误，党内仍没有统一认识。与此同时，王明也没有彻底放弃自己的主张，还在1940年把反映其“左”倾观点的小册子印刷了第三版，企图在“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中争取支持者，仍然具有欺骗性和蛊惑力。

如果党的高级干部没有真正做到独立自主和反对教条主义，中国革命在前进道路上仍会遭遇严重挫折，1941年的皖南事变惨剧就是集中体现。毛泽东意识到，“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但由“左”转到右，则说明“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要让全党看清过去的错误，只有把当时的文献编选出来，用白纸黑字说话。

毛泽东不在中央工作时，对中央有关会议和一些重要决策的具体过程也并不十分清楚。在征集、编辑六大以来文献的过程中，他读到许多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没看过的材料，更深刻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他编辑的《六大以来》于1941年底印行，反响很大。汇编成集的党的文献，最早被称为“党书”。毛泽东后来说，“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胡乔木也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1942年和1943年，《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也相继出版。

这一系列文献材料的印行，也是以整风运动为背景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会经常发生，解决这些矛盾绝不能单纯依靠组织处分和压服，而必须使党员干部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辨别是非，观察问题，因此要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深刻论述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正式开启了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分为党的高级干部整风，以及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两个层次，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延安和各根据地积极筹备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阅读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件，研究六大以来的历史，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

学习研究党史的效果逐渐明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王均伟对记者说：“没有对党的历史的正确认识和深入学习，要清理王明的错误思想影响是很难的，要达到全党的高度团结也是很难的。”一个鲜明的佐证是：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九月会议”）上，与会者对遵义会议之前的政治路线错误有了共识，但对六届四中全会的认识仍分歧严重；到了1943年的“九月会议”上，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许多中央领导回顾党的历史，并做了自我批评。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开展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不少地区召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座谈会，党的高级干部从切身经验中，更深刻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

第一次“九月会议”后，毛泽东曾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又称《历史草案》），随着学习研究党史几年来高级干部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以及毛泽东对六届四中全会和“左”倾错误的认识日益深化，起草一份“历史决议”既必要，也有了可能。而整风运动的结束，正是以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即通过第一个“历史决议”为标志。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作为委员会召集人，负责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

对于如何作“历史决议”，毛泽东给出了自己的标准。“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毛泽东至少参与修改7次

1944年5月21日，延安杨家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会期最长的一次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这场长达11个月的会议，就是要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作准备。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工作。

任弼时在“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很快投入决议的起草工作。他以《历史草案》为基础，当月写出第一个稿子。他的稿件对六届四中全会有了新评价，强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并指出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

中央办公厅原秘书张树德回忆说，“为了赶时间，我们是连夜复写的，手指写得发痛，都起了硬块。弼时同志有时还站在我们背后看我们（复）写。那时，我们点的灯是麻油灯，弼时同志看到光线太暗，特意请陈琮英同志替我们找来延安当时很少有的蜡烛。”

其后，胡乔木以这一版草案为基础，重新起草了一份稿子，任弼时又修改了3次。这一版稿子，概述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全民族抗战爆发10年间中国共产党曲折发展的历史，强调了毛泽东在斗争中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问题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概括了王明“左”倾路线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他在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

大家对这一稿仍不满意，由于任弼时工作繁忙，中央又指定张闻天参加修改。张闻天重新构思，把“历史决议”对历史问题做结论的起点从六届四中全会提前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使这个稿子不只是对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历史做决议，而是对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作决议。

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用16开的纸抄清有46页，约1.3万字。从1945年春开始，毛泽东在“抄清件”上亲自修改，至少参与修改了7次。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泽东把题目从《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历史决议”的题目就此定了下来。他还点明，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做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辩证分析了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中央的积极面和错误面，并深切怀念了坚强不屈、慷慨就义的同志。他还明确将此前由党的七大讨论“历史决议”的提法，改为由中国共产党第七次扩大的中央全体会议讨论，以使七大可以集中注意力于当前政策问题，“才真正是团结党内党外抗日建国”。

毛泽东第二次修改后，排成铅印稿，分送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和其他40多位领导征求意见。胡乔木回忆说：“《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几乎每天开会，开了几个月。”

第三次修改集中力量叙述从六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期间“左”倾路线的发展过程及各方面的“左”倾政策带来的恶果，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关于这段历史叙述的大体格局。毛泽东还在结尾部分加写了一段话，阐明党在一个时期犯错误是局部现象，党通过克服缺点、改正错误而更加坚强。

在接下来的3次修改稿上，除了有毛泽东的修改笔迹，也有其他领导干部少量修改的笔迹。第五稿的亮点是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从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第六稿汇总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举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参与了第七次修改。

谈及“历史决议”草案的修改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

在1945年4月15日，又有了第八次修改稿，将原稿结尾部分的两段话独立成第七部分，从而形成了稿件的基本结构。也就是说，“历史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经过反复修改，直至拿到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讨论的前5天，才大体定型。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经过表决原则通过，个别意见委托给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博古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在态度上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和信心。”毛泽东发表讲话说：“这个文件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全党大多数干部有这种病菌，非进行教育不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要像决议上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六届七中全会闭幕后，七大随即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继续由任弼时牵头组织修改，并提交下次会议最后通过。这次修改增写了一段对毛泽东思想总的论述，强调了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革命关头的作用，形成重要表述“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

8月5日，“历史决议”草案最后稿出炉，内容分析和文字表述都更加严谨、准确和完善。4天后，这份凝结了全党智慧的决议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并于8月12日正式印成党内文件。胡乔木评价说：“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泽东提议将这份“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后编入第三卷于1953年4月出版。

第一个“历史决议”共分7个部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是为解决主要问题所做的铺垫，总结概括党成立以来24年的历史，将其划分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这3个时期，并回顾总结了前两个时期的历史。

决议的第三、第四、第五部分是重点，主要解决批判“左”倾错误路线、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地位的问题。第三部分总结了1927年至1937年党内发生的“左”、右倾偏向。第四部分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四个方面对“左”倾错误进行分析。它首先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内容，而把错误路线放在与正确路线相比较的过程中展开叙述。第五部分则分析了“左”倾路线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根源。

决议的第六、第七部分是结尾，明确克服“左”、右倾思想的政策和策略，强调“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李珍对记者表示：“第一个‘历史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形成一致，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作了充分准备，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向核心看齐，是通过自我革命得出的经验结晶”

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一篇纲领性文献，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就中国革命而言，第一个“历史决议”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七大的召开又为此后仅用4年时间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就新中国的建设而言，正是遵循着第一个“历史决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没有照搬苏联模式，毛泽东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今天，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望第一个“历史决议”，其深远启示是什么？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熊华源对《环球人物》记者谈道：“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就要维护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长期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王均伟也向记者指出：“作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加强党的团结。毛泽东曾说，‘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可见，向党的核心看齐，向党中央看齐，这是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得出的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总结和经验结晶。”

在第一个“历史决议”形成的过程中，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李珍告诉记者：“第一个‘历史决议’第一次全面深刻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作了深刻总结，是运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历史的典范。这份决议在把握党的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科学分析党在探索中经历的错误和曲折，在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供了基本遵循。”

熊华源还谈道，第一份“历史决议”中沉淀着独立自主的光辉启示。“时代不同，国际形势不同，独立自主的内涵不断变化丰富。时移而事易，事易而备变，我们要根据新的国内国际情况，提出新的方针政策，但归根结底，我们在每个时期都要走好自己的路。”

此外，“第一个‘历史决议’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所犯错误的清醒认识和严肃态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先例可循。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挫折失败的教训，才能够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胜利推向前进。这也是一条宝贵的启示。”李珍说。（朱东君）

来源：环球人物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