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成立的几个关键节点

今传《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五十八篇。此书汉以前单称《书》，汉代称《尚书》，宋以降称《书经》，是汇集古代尧舜、夏商周三代帝王号令、贤臣嘉谋的记录（通过实录或追述的形式）编纂而成。《尚书》在儒家从“五经”到“十三经”的演进系统中始终有着重要地位。《书经》成立涉及《尚书》形成及其地位的确立两方面问题。

　　从西汉开始即认为《尚书》有百篇，孔子论序之。《汉书·艺文志》载：“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自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班固之说当本于刘向、刘歆父子。扬雄《法言·问神篇》言：“昔者说《书》者序以百。”在这套关于百篇《尚书》形成的叙述中，早期的《书》同《诗》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似乎并未成书。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礼记·王制》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之以‘礼’‘乐’，冬夏教之以《诗》《书》。”可知周初贵族诸阶层之“国子”“学子”已需要学《诗》《书》，而乐官掌《诗》《书》之教。当时之《书》作国子教本与王者鉴戒之用。如此，从宗周之《书》到孔子纂序的儒门之《书》的转变，是《书经》成立问题的第一个关键节点。对这一节点的讨论，可以延展至商代《书》学的问题，则涉及商周鼎革对《书》学的影响。从研究方法上，还涉及材料辨证，例如前引《礼记·王制》的记载能否作为证明宗周官学设置的依据等问题。

　　《论语·先进篇》中录子张之言“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此处之“书”应为一般书籍，而其他篇中又几次提到《诗》《书》云等。既然春秋之末已经有汇编之书，而《诗》《书》得其汇编，应该不是问题。《孟子》已多次提及《书》中具体篇名，如《尧典》《太誓》《武成》《太甲》《汤誓》等。《万章上》言《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勳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不仅引篇名，已初具传注之样态。仅就二书所见，基本上可以断定，至晚到孟子之时，《书》已成编为儒门教本。

　　然而，《书》在流传过程中多次遭遇损毁遗落，无论是宗周之《书》，还是儒家内部所传之《书》，均未能完整流传下来。究其原因，孙星衍有“七厄”之说：“一厄于秦火，则百篇为二十九；再厄于建武，而亡《武成》；三厄于永嘉，则众家《书》及《古文》尽亡；四厄于梅赜，则以伪乱真而郑学微；五厄于孔颖达，则以是为非，而马、郑之注亡于宋；六厄于唐开元时，诏卫包改古文从今文，则并《伪孔传》中所存二十九篇本文失其真；七厄于宋开宝中，李鄂删定《释文》，则并陆德明《音义》俱非其旧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黄汝成集释，栾保群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孙氏所言“一厄”即百篇之《书》经秦火而仅存二十九篇，这可以说是《书经》成立问题的第二个关键节点。

　　汉朝初尚黄老，学术格局呈现出过渡之态，百家之学有经秦而再起的势头，经过短暂的争斗（主要是道家同儒家），到汉武帝时“表彰儒术”，儒学逐渐定位一尊。这一时期的《书》学，开始从儒门“家言”之学化作汉家立国之学。经籍本身虽经过民间搜献，但仍未能补为完帙。以残经传大道，并且服务于统治集团，也就是在官方认可的同时，要在资政与经理两方面同时确立自身的“权威性”，自然对当时经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书》经博士还面临着他经博士的竞争。这些压力在伏生后学中，主要表现在欧阳与大小夏侯的争论与分歧上。今文经学内部的分歧以及经典的残损为接下来古文学派的争立埋下了伏笔。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言：“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不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可知，刘歆以百篇《尚书》为全，而以当时所传之二十九篇为“不备”。也正是在此篇当中，刘歆点明了汉代存经立学之原则：“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这种诸学兼存的立学原则，一定意义上强化了经典的“适用性”，或言其现实指导性，但也埋下了经典解释“灵活性”的风险。可以说，经典化过程中所要求的绝对的经与绝对的传之形态，并未在这一时期完成。但是，儒家经典之学在这一时期的经历及其呈现样态奠定了其经典化过程之独特性。

　　《书经》成立的第三个关键节点就是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与古文学派的争立学官。如前所述，民间的古文经学一直也在争立官学博士。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可以看作两派争立的标志性事件，他当时建议将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列于官学，遭反对，未果。在此之前，西汉的王国之学，尤其是河间献王刘德就很重视古学，在其封国之中立《毛诗》和《左氏春秋》博士。到平帝时，王莽支持立了五个古文博士。到了新朝时，古文经更是上升为官学。这一时期，表面上看是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有其一贯性。它们都是在解决经典残缺以及传解不定同大一统王朝资政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刘向歆父子补充和重新校订了经文，试图以此为基础董理出新的确定的经典与统一的传解，这也是经典“大一统”地位确定的必然要求。但是，这一任务，他们只完成了一半，也即尽量确定经文，初步统一传解要到更晚的东汉末的郑玄。东汉古文经的兴盛与郑玄的融通今古遍注群经可以说是《书经》成立的第四个重要节点。

　　从贾逵、马融到郑玄，经学显示出一种“文本化”的倾向，资政的传统暂时退居次要位置，经典和传解的大门第一次出现了关闭的可能。某种意义上讲，若不是东汉末年政治局面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大纷扰，从经学内在之理路上看，或许儒学真的在汉末，在郑玄那里就完成了经典化过程。但是现实不可假定，政治与学术并未同轨。在郑玄统折中诸家统一传解的同时，国家局面却从大一统走向了分裂。不久永嘉之乱，孙星衍所言之第三厄出现，“则众家《书》及《古文》尽亡”。两汉数代人之努力，一时间似乎回到原点。

　　随后的情况，孙星衍概括得已非常清楚，郑玄之注后来遭遇王肃等人之挑战，而永嘉之后的《尚书》再经梅赜倡以古文孔安国传，致使“以伪乱真而郑学微”。孔颖达官定《正义》采梅本而用之，“以非为是”，又因其官学之烛照，东汉诸家注逐渐亡佚。后再经卫包改字，则梅本所存的二十九篇亦失其真。开宝中，李鄂删定《经典释文》，则陆德明《尚书音义》中所存之内容亦非其旧。经此“七厄”，所以阎若璩说今传《尚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阎若璩撰，黄怀信、吕翊欣点校《古文尚书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3页）阎氏以郑玄所注为判断是否合乎孔安国所传古文面貌的依据，而以蔡邕石经残片为判断是否合乎伏生所传今文面貌的依据，结果发现梅本《尚书》之形态既不合乎孔安国的古文本，亦不尽同于伏生的今文本，故得出上面的结论。另外，就其传解而言，在两宋乃至元明理学大潮之中，《书集传》逐渐超迈古注古学，独树一帜。

　　综上所述，《书经》之成立问题，从经传关系上来看，其权威性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特征。作为经典的地位在某一时期似乎完成了，但却很难稳固，或许更准确地说，《书经》的经典化问题从来未能彻底完成。经本之残缺注定了经典之门永远难以闭合，而两汉的兼容并蓄的立学原则，也注定了传解难以定为一尊。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为此遗憾，因为这正是儒家经典和学说的魅力所在，关而不闭，历久弥新。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01日 13版）